对于“天下”的概念，我国古人很早便对它有所阐释，《中庸》里认为“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”即为“天下”，古人仅通过观察便得出这样较为全面的定义，实属不易，但由于当时科学、地理学的落后、交通的不便等原因，使古人对于天下的地理范围理解较小，可即便如此，古人们依然在为了自己眼中的“天下”，付出不懈的努力。
在《礼记》中，孔子提出了“天下大同”的概念，他认为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无疑，孔老夫子的心中藏着一副对于天下的宏伟蓝图，于是，他带着自己的理想与治国方案，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，希望有一日理论能够被用于实践。另一方面，他又不以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教导学生，无非是希望学生可以将他的思想传承下去，并真正用它去治理国家，他相信自己心中的“大同”局面，终有一日能够来到。
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在一群人的努力下，或许就能赋予一个学说无限的生命力。显然，从中国之后几千年的文化脉络发展来看，儒学的确经久不衰，获得了后世的广泛认可，多少人追随孔子的脚步，为了“天下大同”而奋斗终生，与此同时孔子的众多治国理政的思想也得到了运用。
儒家思想将“天下观念”的种子，悄无声息的种在了每个人的心里：皇帝希望自己的统治时期里国力强盛，无内忧外患，百姓安居乐业；文人渴望入朝为官，在乱世时，凭自己的努力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；在大治时期，则保人民生活安康富足；武将希望于战场上英勇杀敌，保卫祖国大好河山；侠客则希望于江湖中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；平民百姓希望闲时平稳生活，战时则上阵杀敌，保家卫国。
我所理解的“天下观念”便是：以天下为己任，永葆爱国热情，国家危难时，敢于挺身而出，发挥自己的长处，扶大厦之将倾；在平时，则尽自己的努力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最好，在高位者，造福一方百姓；平凡群众，要坚持与邻为善、诚信待人、踏实工作、心系国家，为天下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。
文人作为古代政治中的重要人物，同时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们，他们的“天下观念”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。陶渊明曾描写过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，那里“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、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，他笔下的景色便是他心中期待的社会景象，也是他的政治追求，无奈壮志难酬，只得以笔书之。杜甫于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高呼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”令无数读者为之动容，虽然他当时生活已然困顿不堪，饱受战乱折磨，但他却因此而推己及人，心系天下贫苦文人，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于我看来，杜甫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怀，在此句中展露无遗，这是他的天下观：让百姓富足、免遭战乱之苦。
范仲淹于《岳阳楼记》中，写下千古名句：“居庙堂之高则有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无论是讥讽谗言，亦或是光荣信任，于他而言，皆如浮云；无论身处何地，百姓与国家才是他心中永恒的牵挂。
王安石为挽救北宋政治危机，初期便在宋神宗的支持与大地主阶级的反对之下，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象，虽然由于在大范围实施过程中，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农民带来了负担，但他最初的坚持与造福百姓、维护国家的初心才是他心中的天下观念：还百姓一片政通人和的生活净土，革除政治弊病，令国家的政权长久地维持下去。
苏轼对自己的一生评价道：“问汝平生功绩，黄州，惠州，儋州。”他的仕途可谓坎坷崎岖，曾高居庙堂，也曾无数次地被贬外放，但“在其位谋其职”，无论他担任什么官职，他都尽力地做到最好，如他在儋州这般荒凉的地方，他带领百姓开凿水井、开垦荒地、教化人民，即使不得朝廷重用，仍为它镇好一方边疆；当他被赋予闲职时，他便安心享受出世生活，但他当然闲不住，依然关心这当地百姓，如他在黄州任团练副使时，